唐末乱世，烽烟四起，中原大地赤地千里、民不聊生，而浙东一隅，却因吴越钱氏的苦心经营，得以独善其身、绵延生机。

　　倚山傍海、藏秀聚灵的台州，在吴越钱王及其子弟们的悉心擘画与躬身治理下，从险扼一方的浙东门户，蜕变为民生安睦、佛法昌隆、文脉绵延的一方乐土。

　　钱氏对台州的治理，不是冰冷的行政管控，而是融战略远见、民生温度与文化浸润于一体的治世智慧，其留下的精神遗产与历史印记，穿越千年风雨，至今仍在台州的街巷肌理、人文风骨中静静流淌。

　　以亲制远，筑牢浙东屏障

　　台州的战略分量，体现在山川形胜与时代格局之中。

　　从地理防御的角度来看，台州城自带雄关色彩，天然造就的“一江护城，众山拱卫”险峻格局，历来为兵家所重，素有“倚山傍海，可为旅拒之资”的赞誉，其天然防御优势，在浙东沿海无可替代。自府治迁至临海大固山麓后，城墙历经数百年夯筑修缮，愈发坚固，加之隋代以来便有千名兵士常年驻守，更让这座城池成为拱卫浙东的军事要冲。

　　历经唐中叶袁晁起义、唐末裘甫起义的冲击，唐廷愈发清醒地认识到台州的军事价值，遂在此设立海游镇(时属宁海，今三门境内)与杨梅镇(今临海境内)两大军事机构。据史料考证，这是唐末浙东地区有明确记载的军事机构中数量最多的区域，这份特殊的军事配置，凸显了台州在东南海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吴越国不可或缺的战略屏障。

　　经济与人口的底气，更让台州的分量愈发厚重。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吴越国统治区域内，各州人口分布清晰可考：婺州约71万、苏州约63万、杭州约58万、越州约53万、台州约49万、湖州约48万、明州(今宁波)约21万、温州约24万、处州(今丽水)约29万。台州人口稳居第五，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彰显了其深厚的经济发展根基，更奠定了它在吴越国境内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成为支撑吴越国繁荣的重要力量。

　　钱氏与台州早在吴越基业初定之时便已悄然关联。晚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出身私盐贩的钱镠，心怀济世之志投身行伍，在石镜都镇将董昌麾下崭露头角，凭借过人的胆识与谋略，参与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的叛乱。光启二年(886)，钱镠奉命征讨越州，先以诚意收降浙东名将鲍君福，后兵不血刃攻破城池，刘汉宏仓皇逃窜至台州，被台州刺史杜雄(临海人)生擒活捉，随后献于钱镠，最终在会稽伏诛。这场战事，不仅奠定了钱镠在浙东的势力根基，更让他与杜雄结下盟约。为巩固这份盟约，杜雄将第四女许配给钱镠之子，以姻缘为纽带，正式开启了钱氏与台州绵延百年的深厚联结。

　　不久后，董昌野心膨胀，僭位称帝、背叛唐朝，钱镠秉持忠义之心，奉唐昭宗之命兴师讨伐。乾宁四年(897)，钱镠因平叛有功，获唐昭宗特赐“金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这份象征皇权最高荣宠与信任的信物，不仅是钱氏家族的荣耀，更成为日后吴越钱氏与台州千年因缘的重要见证。次年，已据有两浙之地的钱镠，深知台州控扼浙东的战略价值，恰逢台州刺史杜雄病逝，他果断任命心腹大将骆团为台州刺史，将台州正式纳入吴越国的直接管控范围。光化三年(900)骆团病逝后，钱镠又令其子骆延训接任，确保台州治理的连续性，将台州牢牢掌控在手中，为后续的稳定发展筑牢根基。

　　后梁开平元年(907)，吴越国正式建立，钱镠确立“保境安民”“休兵息民”的治国方略，轻徭薄赋、重农桑、兴水利，让饱受战乱之苦的两浙之地，迎来了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一背景下，钱氏对台州的重视更是与日俱增，在统治台州的72年间，先后派遣13位钱氏王族及贵戚，担当了15任台州刺史，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吴越末代国王的钱弘俶。这份密集的人事安排，彰显了台州在钱氏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也体现了其“以亲制远”的统治智慧。

　　首位赴任台州的钱氏亲族是梁太祖乾化二年(912)出任台州刺史的曹仲达(882—943)。他是吴越名将曹圭之子，钱镠初见他便“见而奇之”，十分赏识其才干，不仅亲自将妹妹许配给他，更对其屡屡提拔、悉心栽培。钱元瓘袭位后，曹仲达更是被拜为丞相，成为吴越国的核心重臣。在台州任职期间，他严明吏治、整肃军务，安抚百姓、劝课农桑，进一步强化了吴越国对台州的直接统治。

　　此后，钱氏亲族相继赴台履任，形成了“亲族守要地”的稳固格局：龙德元年(921)，钱镠堂弟钱镒出任刺史；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钱镠之子钱元瑛接任；后晋出帝天福八年(943)，钱元瓘女婿沈承礼走马上任。此外，钱镠侄孙钱义忠还担任台州白峤场务，执掌地方盐务这一重要财源，进一步强化了吴越国对台州经济的掌控。亲族密集任职，是钱氏“以亲制远”统治策略的生动体现，通过宗族纽带，将中央政令与地方治理紧密衔接，确保台州始终与吴越国核心统治区同频共振。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三月初五，钱镠之孙钱弘俶(929—988，后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讳，改名钱俶)，奉兄长、吴越国王钱弘佐之命，赴台州出任刺史。彼时的钱弘俶尚是青涩少年，年仅18岁，任职仅半年，便留下了“吏不敢欺”的成绩，既彰显了其明察秋毫、干练果决，更藏着他与生俱来的王者气度，也为他日后执掌吴越国、成就一代明君埋下了重要伏笔。

　　同年七月，钱弘倧接任吴越国王，登基仅两月，便加封钱弘俶为同参相府事。钱弘俶在台州任职期间，偶遇了台州僧人德韶。这位日后被他尊为“国师”的高僧，对他直言劝诫：“此地非君久居之所，当速归都城，否则必生祸端。”钱弘俶素来敬重高僧，当即听从劝告，请求返回杭州。九月二十三日启程之时，台州城东南方向忽然出现楼阁状祥云，时人都感奇异，以为祥瑞之兆。果不其然，当年十二月，宿将胡进思发动宫廷政变，废掉钱弘倧，拥立钱弘俶为吴越国王。自此，台州的这段历练，成为钱弘俶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更让他与这座古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钱弘俶登基后，依旧延续钱氏亲族治理台州的策略，始终将台州视为吴越国的重要屏障：乾祐二年(949)，钱镠之子钱元(王亢)出任台州刺史；广顺二年(952)，钱弘俶母舅吴延福接任，不久后，吴延福以台州刺史身份入朝参与相府事务，第二年，钱弘俶便任命弟弟钱弘仰接替刺史之位。钱弘仰文武双全，既擅长骑马射箭，又精通儒家学术，任职期间，严明法度却不苛责百姓，赏罚分明、体恤民情，深得官吏敬畏、百姓信服。

　　显德四年(957)，钱镠第十六子钱元裕第二次出任台州刺史(其第一次任职时间史无明确记载)，钱弘俶特意撰诗送别，诗中“丹邱越水皆名郡，伊古行春似此稀”一句，既盛赞了台州(诗中的丹邱指台州)的秀美风光与重要地位，也饱含对治理台州的殷切期许，字里行间尽显钱氏亲族间的情谊与对台州的重视。此后，显德六年(959)，钱弘倧长子钱惟治出任刺史；乾德三年(965)与太平兴国二年(977)，钱弘佐长子钱昱两度赴台任刺史；宋太祖开宝三年(970)钱弘佐次子钱郁，开宝五年(972)钱弘俶女婿裴祚等，相继执掌台州军政要务，延续着钱氏对台州的直接管控。

　　钱氏通过持续派遣王室亲族、姻亲执掌台州，将地方治理权牢牢掌控在宗族体系之内，形成了“以亲制远”的稳固格局。这些身负王室血脉的地方长官，既熟悉中枢政令，又能通过宗族纽带快速传递信息、落实政策，让台州作为浙东门户，与吴越国核心统治区保持高度的政治协同，有效强化了中央对沿海要地的直接管控，也为台州的稳定发展筑牢了政治根基。

　　这种统治策略，看似是宗族权力的延伸，实则是钱氏在乱世中，为守护一方安宁而采取的理性选择，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唐末地方割据、政令不畅的乱象，才能真正实现“保境安民”的治国目标，让台州百姓得以远离战乱之苦。

　　厚泽民生，绘就安睦图景

　　“保境安民”，是钱氏吴越国的立国之本，更是其治理台州的核心准则。北宋大文豪苏轼曾盛赞吴越之地：“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南宋思想家叶适也感慨：“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徒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实十三州一军)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这两段记载，生动描绘了钱氏统治下，两浙地区的安宁与富庶，而台州，正是这份安宁图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人间乐土。

　　钱氏对台州百姓的体恤，在危难时刻体现得尤为真切。后唐天成四年(929)七月，台州遭遇特大水灾，洪水泛滥成灾，田园被淹、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生活陷入绝境。时任吴越王钱镠得知消息后，当即慷慨拿出30万斛军储赈济灾民，及时缓解了百姓的困境，温暖了民心、凝聚了民力，让吴越境内的社会秩序愈发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转第5版)　(上接第4版)而这段历史，对台州而言更具特殊的象征意义。就在这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钱弘俶降生人世。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位日后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吴越国王，其生命的起点，便与台州的命运紧密相连。

　　尽管18年后，钱弘俶在台州任职仅半年左右，史书中对其具体政绩的记载较为简略，但民间流传的一则佳话，却足以印证百姓对他的认可与爱戴。相传，钱弘俶在台州时，府城百姓的饮水问题成为困扰民生的一大难题。他心系百姓疾苦，当即派遣僧人德韶察看城东地形，寻访水源，最终在城东开凿了一口泉眼。这口泉水清澈甘甜、常年不涸，即便遭遇久旱也从未断流，全城百姓皆赖此泉为生。因钱氏一族素来以“忠孝”为家风，世代践行忠义之道、体恤百姓之情，百姓为感念钱弘俶的仁政，便将这口泉命名为“忠孝泉”，后改名为泉井洋，这个地名沿用至今，成为钱氏仁政在台州大地上最鲜活、最动人的印记。

　　除了兴修水利、赈济灾民，钱氏还注重完善台州府城的基础设施，着力改善百姓的生活环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子城的修缮与发展。虽然没有文字确切记载，但据传，钱弘俶镇守台州时，大臣胡进思派来的军队便是在子城迎接钱弘俶回杭州即位的。当时，皇家卫队分别驻扎在子城内外，内侧驻扎的卫队称为“里班”，外侧驻扎的称为“外班”，久而久之，这两个名称成为地名。据此可以推测，类似于钱弘俶这样的吴越王孙任职台州，必然会强化府城的安保措施，提升台州的城防建设水平。所以当吴越“纳土归宋”时，台州府城“隳其城，示不设备，所存惟缭墙”，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台州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已经到了令新的统治者为之侧目，也反映了府城墙防洪作用已然凸显。

　　而对台州正月十四过元宵习俗的追溯，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学者对吴越国统治时期的美好记忆。如康熙《台州府志》称台州的元宵节，“宋初张灯止三日，钱镠时添为五日。俗以十四为重，室内皆燃灯，妇女行百步以去病”。从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吴越国时期台州的元宵节比宋初更加热闹，这正是钱氏统治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宁的生动印证。

　　钱氏的民生治理，本质上是“以民为本”思想的生动实践。在乱世之中，百姓最渴望的便是安宁与温饱，钱氏深谙此道，始终坚守“休兵息民”的方略，不兴战事、轻徭薄赋，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完善城池、便利民生，用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台州百姓撑起了一片安宁的天空，让他们得以远离战乱之苦，过上“老死不识兵革”的安稳生活。

　　这种治理方式，不仅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更让台州的经济得以稳步发展，人口持续增长，为后续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让台州成为乱世之中难得的“世外桃源”，为其在南宋时成为宋室衣冠南渡的重要聚集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诚然，吴越国统治期间亦有不足，如“钱俶日募民掌榷酤，酒醨壤，吏犹督其课，民无以偿”，为“善事中国”，吴越国也曾有加重赋税之举，但相较于当时战乱频仍的乱世，百姓能得以安稳度日，已属不易。因此，在台州的历史记忆中，吴越钱氏留下的多为正面评价，鲜有苛责，这份认可，正是对其治世功绩的最好诠释。

　　以教安邦，涵养千年文脉

　　吴越国自开国君主钱镠起，便对佛、道两教的高人贤士十分礼遇敬重，这种尊崇是钱氏在乱世之中“以教安邦”的治理智慧。

　　在五代十国“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混乱格局中，割据政权合法性不足、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心灵无依，宗教不仅是百姓的精神寄托，更是钱氏巩固统治、安定地方、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一场兼具政治智慧与民生关怀的文化治理实践，在吴越大地悄然展开。

　　钱王以佛教巩固政权、安抚民心、凝聚社会、提升文化，始终服务于“保境安民”的核心国策；同时，顺应时代潮流与浙东地域文化传统，叠加钱氏诸王的个人信仰，最终成就了吴越国72年的安定局面，也铸就了“东南佛国”的千古美名。而这种崇佛重教的理念，在钱氏治理台州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成为台州千年文脉的重要一环。

　　历代吴越王都崇尚佛教，在台州修建了大量佛寺，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宝正五年(930)，钱镠统治时期，在台州城东90里修建了广济保安院，后来改名为法安院，到了南宋，这里成为府城重要的赏梅景点，文人墨客多来此题诗咏怀、寄情山水，成为台州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镠本人还与一位名叫幼璋的台州高僧有着深厚渊源。据记载，幼璋俗家姓夏侯，是晚唐宰相夏侯孜的侄子，他自幼聪慧、心怀慈悲，云游四方、求道问法，受得道高人指点，在临海创建了福田院(后称慧峰院)，潜心修行、广施善行，深受当地百姓敬重。台州刺史骆延训听闻其佛法精深、德行高尚，便亲自邀请他住持灵鹫寺，让他的佛法智慧惠及更多百姓。有一次，钱镠梦见一位身形伟岸、相貌不凡、气度超然的僧人，醒来后心生敬畏，派人按照梦中僧人的模样画像四处寻访，最终在台州找到了幼璋。钱镠大喜过望，当即下旨请幼璋回京，赐给他“至德大师”的封号，礼遇有加。

　　天福八年(943)，钱弘佐在位期间，在临海修建了功德鸿祐禅寺，这座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香火旺盛、僧人云集，成为当时台州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钱氏诸王中，钱弘俶对佛教的喜爱与推崇尤为突出，他曾自称“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即便日理万机、政务繁忙，也从未间断对佛法的研习与践行。他在台州历练的半年时间里，虽任期短暂，却留下了大量与台州佛教相关的往事，成为台州佛教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也让他与台州的佛缘愈发深厚。

　　钱弘俶在台州城内东北的白云山麓，亲自下令修建了普宁院、崇寿院，两座寺院依山而建，环境清幽，成为当时僧人修行、百姓礼佛的重要场所。周广顺三年(953)，他又在城东南巾子山南麓修建了兜率寺(今原临海师范一带)，并亲自题梁，留下了自己的墨宝，字里行间尽显对佛法的虔诚与对台州的喜爱。此外，他还将龙潭岙的延庆寺改为戏龙院，赏赐给桐柏崇道观金银字经二百函及铜三清像，为天台传教寺、福圣院撰写碑文等，进一步丰富了台州的佛寺格局，让佛教文化在台州落地生根、蓬勃发展。

　　更重要的是，钱弘俶在台州结识了许多名僧高道，其中最具传奇色彩、对他影响最深的，便是德韶禅师。钱弘俶在德韶禅师的劝诫下登上王位、执掌吴越后，很快就派人快马奔赴台州，迎请德韶禅师入都，以弟子之礼恭敬相待，尊其为“国师”。在德韶的建议下，钱弘俶又派人远赴海外，迎回失传的天台宗佛典，体现了他振兴天台宗、抢救佛教文化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他对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

　　那些冒着惊涛骇浪、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罗、日本请回的经卷，在钱弘俶的全力支持下，被高僧们精心抄写、刊刻，广泛传播，最终使天台宗典籍在江南得以流传，避免了天台宗法脉的中断。后世公认，正是钱弘俶的这一举措，让“天台教大布江左”，为北宋以后天台宗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献根基，也让天台宗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影响遍及海内外。

　　此后，德韶大师回到天台山，潜心修行、广弘佛法，重修国清寺，一连修建了13座道场(包括后来成为武肃、忠懿诸王香灯院的护国寺)，致力于圆融佛教各宗派，化解宗派纷争，倡导慈悲向善、和谐共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被后人尊称为“智者后身”。

　　在德韶禅师的影响下，大批台州僧人得到了钱弘俶的礼遇与重用，他们潜心修行、广施善行，推动佛教在台州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德韶的弟子友蟾、延寿，都曾受到钱弘俶的亲自召见，并被赐予法号。延寿禅师还在建隆元年(960)被钱弘俶邀请到杭州灵隐山，主持灵隐寺，奉诏创建六和塔，被钱弘俶赐号“智觉禅师”，成为当时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其佛法思想影响深远，被后世视为禅净双修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吴越国不仅崇佛，对道教也同样尊崇优待，形成了佛道共生、相得益彰的文化格局。而台州素来道教体系完备、人才辈出，有着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这也让钱氏与台州的道教文化结下了深厚缘分，为台州的文化繁荣增添了更多色彩。

　　钱弘俶在台州结识了一位名叫朱霄外的奇人，此人是当时著名的道教高人。他常年居住在府城西北的白云庵，精通河图洛书、谶纬之学等古代术数，学识渊博、德行高尚，且修行严谨，恪守道规，不慕名利、不恋富贵。钱弘俶十分看重他的才学与品行，专门安排驿站车马，请他入朝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却被朱霄外婉言拒绝，赏赐的金银财物也被一一推辞。后周广顺初年，朱霄外辞别钱弘俶，返回台州，钱弘俶感念其气节与才华，将他原来居住的白云庵修缮扩建，改建成道观，这座道观，便是后来的栖霞宫，成为台州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也见证着钱氏对道教的尊崇与扶持。

　　另一位台州道教名人张契真，也得到了钱弘俶的高度器重。张契真，字齐一，杭州钱塘人，他性格沉静寡言，不重名利、淡泊处世，喜爱文墨，擅长草书、隶书与下棋，才华横溢却不事张扬。他从小跟随胡法师来到天台赤城山，被朱霄外赏识，而得以度化为道士，开启了自己的修行之路。之后，他又跟随樊先生学习正一明威灵宝等道教法箓，潜心钻研道教典籍，遍读各类珍贵道藏，学识日益深厚，名气传遍大江南北。钱弘俶结识他后，十分器重其才学与德行，任命他总领三箓斋事，也就是主持全国重要的道教法事。

　　在钱氏诸王的影响下，钱氏宗亲及后裔亦在台州大力弘扬佛道文化，使佛道文脉在此繁衍生息。显德二年(955)，钱弘俶之女所铸大钟，被安置于大固山西麓石佛寺，承载着钱氏与台州百姓对安宁丰年的期许。宋乾德五年(967)，时任台州知州钱昱于巾子山修建净光塔院(后名巾峰寺)；太平兴国二年(977)，又在县治北二里建白云延寿庵(后改名永庆寺)。熙宁四年(1071)，知州钱暄在东湖兴建湖山寺。淳熙年间，钱端礼及其孙钱象祖出资修缮火灾后的报恩光孝寺(今龙兴寺)，兴建僧堂、佛殿，使其“规模雄壮，悉倍于旧”；淳熙四年，钱端礼还新修了天庆观。

　　钱氏治理期间，吴越国成为佛教文化中心，被誉为“东南佛国”，而台州更有“佛法之盛，冠于东州”的美誉。钱氏成就了台州的佛教文化，台州的佛教文化亦深深影响了钱弘俶的心境与理想。北宋名士陈瓘在《智觉禅师真赞》一文中说：“钱氏之好生戒杀，师有助焉……钱氏重民轻土，舍别归总，用师之劝诲也！”钱弘俶“纳土归宋”是受了延寿禅师规劝，禅师以佛教的悲悯之心，坚定了钱弘俶“纳土归宋”、保全一方百姓的决心。

　　钱氏对台州佛教文化的影响，穿越千年、绵延不绝。府城“走八寺”的传统中，曾流传一首《走八寺竹枝词》：“南有天宁北普贤，巾峰兜率两相连。中津直上湖山寺，永庆尚在石佛边。”细究之下便会发现，词中提及的八座寺院，竟有六座留有钱氏文化印记，足见其影响之深。

　　八十余载吴越治台，钱氏“以亲制远”筑牢政治根基，以“保境安民”厚泽一方民生，“以教安邦”涵养千年文脉，将乱世中的台州打造成一方安睦乐土、一座文化高地。

　　如今，乱世烽烟早已散尽，但钱氏“保境安民”的初心、崇文重教的理念、体恤民生的情怀，依旧在台州的千年风华里回响，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