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耆卿不仅是宋代浙东的学界领袖，也是浙东文派宗主。他的文章承继儒家名门正派之道，体现醇厚雅正的气脉，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不失清丽的文华之美。

　　他的文学主张是：那些华而不实的流行文章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的文学应当扎根于古文。他认为：“古文必有根株，醖酿丰硕，而后葩藻蔚然随之。”他进一步阐释：“文有根有条，有葩有实，酿而后发，潴而后决，久之则纵笔所乡圆且熟，莫加焉。盖不求惊人而人自惊，此古人之要诀也。”简言之，写作的秘诀在于深厚的修养和不懈的磨练，唯有厚积才能薄发，水到自然渠成，然后方能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陈耆卿强调：“学贵实，心贵虚，不虚则不实矣。”他倡导扎实的学习态度和虚心的为人之道，认为这是成就伟业的关键。他赞美朋友“虚舟吾心，逆旅吾身，蘧庐吾家”的淡泊名利，自己亦在巾山南麓的“暗室”中寻求心灵的宁静，吟咏出“我家破屋同蜗牛，败壁淋浪秋复秋”的诗句，以此自省，修身养性。

　　他的居所窗前种满了筼筜(大竹子)，故以“筼窗”为居名，并以此为号。陈耆卿深信“眇然方寸间，仁不可胜用”，他将竹子的坚贞、刚毅、挺拔、清幽、有节的品格融入自己的文章学问之中，形成了去俗求清的诗文特征和文人品格。

　　陈耆卿的文章，如同艺术品般多样而富丽，既有庄子的豪放不羁，又有独特的雄奇与细腻。他的《上楼内翰书》中，文字如同脱缰的野马，奔腾在广阔的天地间，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气势与美感。他的文字，既能放得开又能收得拢，既能高亢激昂又能细腻入微。他的文章，就像是一场精彩的交响乐，既有高亢的旋律又有低沉的吟唱，既有激烈的冲突又有和谐的共鸣。如：

　　某窃以文于天地间，为物最巨。放之则横八极，斥四海，充塞乎宇宙之外；啬之则入秋毫，卷一握，揜閟乎尘坱之内；抗之则翻沆瀣，披鸿蒙，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则洞山岳，达河汉，决土壤而下也。其清也，则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鹤唳空，惊鸿叫夕，乙乙冥冥，韵《韶武》而杂《咸英》也。其壮也，则崩涛裂山，狞飚折石，雷车响空，铁骑临敌，震栗栗，绝甬道而赴赵壁也。其惨然而思也，则荒域悲风，空山暮景，远客怀归，孤嫠吊影，戚戚凄凄，歌楚些而赋湘纍也。其薰然而和也，则春来东郊，气回寒谷，发秀山川，敷荣草木，欣欣怿怿，登春台而歌寿域也。

　　旁征博引，洋洋洒洒，“雄奇劲正”，充分展现了他的博雅思辨和挥洒自如。

　　他的文字，如同清新的自然之风，流畅而多姿，让人沉醉其中。比如他描述处州平政桥的文字，就像是一幅生动的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桃花源，感受到了为政者的为民之心。他在送别亦师亦友的领导时，文字中情景交融，别意横生，别情未尽。他描绘太平县好友的丁园，短短数语，却让人感受到了佳境天成的景趣和放怀天地的幽意。他甚至能将一个条件简陋的县尉宿舍描绘得风清云净，宛如绝胜，让人仿佛住进了辋川般的诗意民宿。他评价后学林表民的诗文时，用“如柳逗午风，花肥春雨，使人依依不舍”来形容，真是说得漫天花雨，满地珠玉。他的文字，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陈耆卿是一位以文载道、心系民瘼的文人官员，他在“政业”上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对事功的重视，更表现在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他曾感慨：“我无一语活四海，对之泣下徒沾裾。”这句话道出了他对于无法以言语挽救苍生的无奈与悲愤。他对于处州知州应元衮的为官精神深表赞赏，认为应元衮“俭于己，不俭于民”“急于民，不急于己”的态度，正是官员应有的风范。

　　在地位卑微的主簿任上，陈耆卿不甘于平庸，积极上书言事，论“和籴”“名虽和而实则强之，病在胥吏之奸”；批评滥发纸币实为克扣百姓利益，杀鸡取卵；针对赋税不均而导致弊病愈演愈烈，他提议实行推排法，加强土地管理，实现赋税均一，增加财政收入；建议皇帝善于倾听各方建议，任用有才、有德之人；建议兴修水利，保护百姓的收成；建议健全法制，打击那些纠缠不清、爱好打官司的健讼之徒……对“和籴”政策的批评，对滥发纸币行为的揭露，对赋税不均问题的建议，都显示了他对时弊的深刻洞察和对民生福祉的执着追求。他的这些建议，不仅切中时弊，而且大多被收入明人编著的《历代名臣奏议》一书。这也是他在“文华”方面着力事功的突出表现。

　　在20年的官场生涯中，陈耆卿像一股清流，他坚守自己的原则，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敢于直面权势，因此遭受排挤。当时，史弥远把持朝政，许多文士曲意逢迎，以博取名利，而陈耆卿却很“不识时务”，竟然屡次三番推却了史弥远的拉拢。

　　他拒绝为史弥远的祠写记文，也不给他写制文，反而上疏批评朝廷失人心，甚至还在文章中借机对其口诛笔伐。如在《刘向论》中说：“譬如家有幼主，而强奴悍婢操窃其权。”实指史弥远胆大妄为，竟然废太子赵竑而立赵昀(宋理宗)为帝，从此把持朝政长达26年。在《刘歆论》中又说：“大凡乱臣贼子之作于世，非重有所倚毗，则事不成。”又指史弥远网罗、纵容手下七名奸臣：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李知孝、梁成大﹑莫泽。他们依附史弥远，排斥异己，不遗余力，残害魏了翁﹑洪咨夔等忠良，被人们称为“四木三凶”。这都是借历史而讽刺时弊，直中史弥远的要害。

　　陈耆卿的这种坚守原则、敢于直言的精神，让人敬佩不已。他用自己的笔，为正义发声，为百姓代言，成为历史上的一位伟大文人。

　　陈耆卿的文人风骨，在他自己的《筼窗自赞》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以为似我我不欣，以为非我我不嗔，以为穷我我不屈，以为达我我不伸。我须我眉，我冠我巾，惟寄于天地之内，而游于天地之外，是之谓神。”这种超然物外、坚守自我的精神，使得史弥远对他束手无策，甚至评价他为“很好的台谏官，只是太正直了”！尽管陈耆卿因此长期受到压制，但他的正直与坚持，最终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作为宋代文学界的巨擘，陈耆卿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并未受到应有的瞩目，但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却不可忽视。永嘉文派的叶适和吴子良都对他赞赏有加。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一见陈耆卿的文章和学术水平，便止不住叹赏道：“陈耆卿能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综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的文采和学养，自成一家，他年成就不可估量。”吴子良在《筼窗集跋》中说：“筼窗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贯欧、曾之脉络，非徒工于文者也。”在吴子良的眼中，陈耆卿的文章不仅展现了周敦颐、程颐的哲学智慧，还承袭了欧阳修、曾巩的文学风范，将道学与古文完美地融为一体。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宏大的格局，又不失精妙的笔触，展现出了广阔的视野和高超的仿古技艺。

　　在元朝诗人、诗论家方回的眼中，陈耆卿在墓铭、序、记等文体的写作上颇有成就，且在当时的文学界无人能出其右。即使是数十年后，方回所处的时代，也没有谁的文章能够超越陈耆卿。清代的学者们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陈耆卿生活在南宋南渡之后、文体衰弱的时期，但他却能摆脱传统束缚，写出充满活力和法度的文章，“实有灏气行乎其间，非啴缓之音所可比”，非常难得。因此，他被誉为浙东文派的宗主，与叶适并称。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甚至认为，陈耆卿凭借《论孟纪蒙》一书，足可以与王安石、苏辙、杨时、张栻等名家一起列入亚圣庙配享。这足以见得陈耆卿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力。

　　国学大师、文史学家、教育家程千帆先生指出，南宋中后期散文主要有道学派和浙东派。道学派以朱熹及其接续者魏了翁、真德秀等为代表，浙东学派以叶适及其嗣响陈耆卿、车若水、吴子良等为主将。在陈耆卿的引领下，浙东学者不仅注重文章的务实精神和传经载道功能，还讲究文采和文质兼美，他们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仍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陈耆卿是一位被低估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